吴仰湘 | 曾运乾音韵学与经学成就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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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运乾音韵学与经学成就述略 

文 | 吴仰湘

 “皮（师伏）孙（籀廎）不作流风杳，朴学中兴见此时。考古调明于喻读（君治古声，发明喻母三、四等分读匣、定），说《书》妙解爽惟辞（君治《尚书》，新义至夥，读“爽”为“尚”，其一事也）。固哉《文苑》偏分传，卓尔先生自有诗。垂老吾生独何幸，三年沅水日肩随。”[①]这首诗是现代国学大师杨树达1942年1月20日在沅水江畔的辰溪所写，送给准备寒假归里的好友曾运乾。杨树达用十分简洁的诗句，总结出曾运乾的三大成就，即研究声韵、解读《尚书》、精工诗文，并用“朴学中兴”推许他在湘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一直让后人对这位早逝的湘学大师倍生景仰之情。

一

生平与著述要略

曾运乾字星笠，晚号枣园、半僧，光绪十年八月初三日（公历1884年9月21日）生于长沙府益阳县桃花江（今益阳市桃江县牛潭河乡横木村）。

曾运乾幼时聪颖，发愤攻读，十六岁即补为县学生。不久朝廷废除科举，仕进之路顿时滞塞，但他仍旧闭户读书，竟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尔雅》，奠下坚实的旧学根底，“君一生治学，实于此时造其基焉”[②]。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开办后，曾运乾赶到长沙应考，以第一名取录。入学后，他师从于精熟目录、工为文辞的著名学者郭焯莹，因此通晓古今学术流变，以高才能文闻名一时。毕业前，辛亥革命爆发，长沙各报慕名请他撰写评论，“君操觚之暇，益肆力于古书，斐然有述作之志矣”[③]。

汤芗铭任湖南督军后，设立官书局，曾运乾与好友陈鼎忠应聘入局，合力编撰中国通史，“以志、谱属专门之学，分科研考，而星笠所分为小学、历数、目录诸科学，殚精十年，于历数有表，于经籍有谱，而于音韵尤精”[④]。稍后时局大变，修史计划半途而废，仅成《通史叙例》。不过，曾运乾这一时期认真研读唐、宋以来的各种韵书，吸取顾炎武、江永、钱大昕、段玉裁、戴震、孔广森、陈澧、章太炎等人研究古代音韵的成果，潜心探究古代声韵问题，“逡次钱言，广新知于《十驾》；弥缝顾阙，袭音学之《五书》”，撰成《声学五书》，包括《声论》、《群经声读考》、《说文声类谱》、《切韵释例》、《切韵补谱》，不仅奠下坚实的基础，还提出不少新的意见，“六书之纪纲不紊，丝乙乙其若抽；五声之经界厘然，珠磊磊而如贯”[⑤]。曾运乾后来公开提出的声韵学见解，大多已经在这十年中形成。如杨树达就在日记中说，“说喻母古读定、匣二母”[⑥]，1923年夏间曾运乾以《喻母古读考》文稿出示，让杨树达大为叹服，“余惊叹其精博，时时举以语诸同志”[⑦]。

1926年夏，曾运乾受聘到国立东北大学任教，先后讲授声韵学、文字学、《三礼》、《春秋公羊传》等课程，编写讲义，并整理音韵学旧稿。如10月20日出版的《东北大学周刊》第二期报道：“文科文字学兼经学教授曾星笠先生，湖南益阳人，尝从王湘绮、曾广钧诸先生治文字学，而于声音、训诂尤有研究，顷有《声学五书》之著，全书八册，都20余万言，现经商定，由校方代为出版，作为学校丛刊之一。”不久，《声学五书叙》在《东北大学周刊》刊出。第二年，他又在《东北大学季刊》发表《〈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喻母古读考》等重要论文，“当世治音韵者莫不嗟叹，以为定论，虽域外人之治汉学者亦莫不称许也”[⑧]。“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失陷，曾运乾回到湖南，不久转赴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开设声韵学、《尚书》研究、礼学研究等课程，继续编撰各种讲义，并先后在《文学杂志》、《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专刊》、《新民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论双声迭韵与文学》、《〈广韵〉部目原本陆法言〈切韵〉证》、《等韵门法驳议》《〈礼经〉丧服释例》、《原礼》、《说报》、《人道篇》、《〈尚书〉立具录》等论文，在声韵学之外，也对《三礼》、《尚书》作了新的探究。

1937年夏，日军侵占华北，杨树达滞留长沙，受聘于省立湖南大学，曾运乾应其邀请，也返湘担任湖南大学国文系教授，意在共同培植乡邦人材，振兴湘学。他仍然讲授声韵学、《尚书》、《三礼》等课程，并新开讲授《春秋三传》、《尔雅》、《史记》、《庄子》等课程。他的声韵学讲义，有石印本《广韵研究》《古声韵学》和铅印本《声韵学》。其中《声韵学》集其一生研究和讲授声韵学之大成，目录包括五编、三十三章，即第一编“语音学原理”（八章）、第二编“注音字母”（四章）、第三编“宋元明清之等韵学”（六章）、第四编“广韵学”（六章）、第五编“古纽及古韵”（九章）。今存《声韵学》正文只有前三编，不过稍加对检，第四编“广韵学”的目次与石印本《广韵研究》六章全同，第五编“古纽及古韵”的目次与石印本《古声韵学》九章全同。因此，将现存的这三种讲义汇在一起，可以得到曾运乾《声韵学》的完整文本[⑨]。

1938年冬，湖南大学迁往辰溪县龙头垴村，曾运乾随校西迁。尽管教学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曾运乾一如既往从事讲学、著述。1940年初夏，他加入陈兆畴、吴绍熙、杨树达、王啸苏、曾昭权、宗子威、刘异、熊正理等教授成立的“五溪诗社”，不时聚会，吟诗填词，往还酬唱，宣泄忧时伤乱之情，表达抗敌救国之志。1940年冬，杨树达与曾运乾等发起编辑《文哲丛刊》，登载同人研究成果，获得校方资助刊印，曾运乾《古本音齐韵当分二部说》 和杨树达《读甲骨文编记》排在专著之首。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聘任教授，曾运乾意外落选，杨树达为之大呼不公[⑩]。

1945年1月20日，曾运乾因病医治不效，在辰溪县卫生站去世。杨树达遽闻噩耗，极为哀痛，认为“湘中学者承东汉许、郑之绪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进而治经者，数百年来星笠一人而已”，因此长声慨叹：“一代宗师，逝于荒徼，良可痛悼！”[11]陈鼎忠也在挽联中，感慨“湘中失第一经师，海内断千秋绝业”[12]。一个月后，杨树达又奋笔撰写《曾星笠传》，追记曾运乾的生平行事，寄托哀思，并高度评价他的治学成就。当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采纳杨树达等人的联名请求，明令褒扬曾运乾。

二

声韵学重要成就

对古代音韵问题的专门研究，从明末清初以至民国，一直堪称显学，名家辈出，著述如林，但总体上偏重于古韵研究，忽略了古声研究。曾运乾考察唐、宋各种韵书的源流变迁，发现孙愐的《唐韵》以陆法言的《切韵》为底本，陈彭年、丘雝的《广韵》也是依据《切韵》，三本韵书只是文字有增益，训释有变改，而部目及其次第未有增减更易。正因为从《切韵》、《唐韵》到《广韵》的部目、次第一脉相承，所以从研究声韵的角度来看，“名为三书，实同一书”[13]。这样，《广韵》在研究古今韵学中的桥梁地位显而易见，“曾先生便是通过对《广韵》的研究，来建立他的全套声韵学体系的”[14]。事实的确如此，曾运乾是通过深入钻研《切韵》、《广韵》，探赜索隐，阐幽表微，对古声分类、古韵分部、韵之正变、声转与韵转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一些创见。以下分作古声、古韵，对他从事传统声韵学研究的贡献加以介绍。

1

研究古声的重要成就

曾运乾以精通声韵名家，因此学术界对他治学成就的研究，也集中在他的声韵学上。综观学术界对他的评述，可知他研究古声学，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卓绝的成就：

首先，曾运乾通过参悟陆法言《切韵》自序，发现切语规律，将《广韵》声纽分为五十一类，使之更加细密完备。

《切韵序》说：“支（章移切）、脂（旨夷切）、鱼（语居切）、虞（遇俱切），共为一韵；先（苏前切）、仙（相然切）、尤（于求切）、侯（胡沟切），俱论是切。”他分析指出，“支、脂、鱼、虞”的反切下字用“移、夷、居、俱”，是要说明韵部的容易混淆，“先、仙、尤、侯”的反切上字用“苏、相、于、胡”，是要说明声纽的容易混淆，“故‘支、脂、鱼、虞’皆举音和双声，以明分别韵部之意；‘先、仙、尤、侯’皆举类隔双声，以明分别纽类之意”，由此得出一条带有普遍规律的结论：“是故法言切语之法，以上字定声之鸿细，而音之弇侈寓焉；以下字定音之弇侈，而声之鸿细亦寓焉。见切语上字其声鸿者，知下字必为侈音；其声细者，知其下字必为弇音矣。见切语下字其音侈者，知其上字必为鸿声；其音弇者，知其上字必细声矣。”回头再看陈澧在《切韵考》中运用切语上字系联之法，把《切韵》字母分为四十类，其中“照、穿、床、审、喻”五母，各依《广韵》切语上字分二类，完全正确，而将“明、微”二母依《广韵》切语上字归在同一类，又将“喉音之影，牙音之见、溪、晓、疑，舌音之来，齿音之精、清、从、心”等十母不作分别，曾运乾认为不合《切韵》本例，原因是陈澧未悟切语声音轻重有异，不知弇侈鸿细的规律，“故其所分声类，不循条理，囿于方音，拘于系联，于明、微之应分者合之，影等十母之应分者亦各仍其旧而不分，殆犹未明陆生之大法也”。因此，他对陈澧的分类加以修正，提出：“今辄依切语音侈声鸿、音弇声细之例，各分轻重二纽。陈氏原四十类，加入微、影（二）、见（二）、溪（二）、晓（二）、疑（二）、来（二）、精（二）、清（二）、从（二）、心（二）十一母，故四十类为五十一纽也。”[15] 曾运乾将《广韵》声类细分为五十一纽，“古今之声纽正变始犁然而不混”[16]，是最完密的分类，得到当时及后来许多音韵学专家的认同和称许。

其次，曾运乾在深入研究《切韵》中音的侈、弇与韵的正、变问题后，发掘出《广韵》声纽的体例。

段玉裁很早就发现古今音韵有正、变，其变化与音之侈、敛直接相关，“音之敛、侈必适中，过敛而音变矣，过侈而音变矣”，并在《六书音韵表》中总结说：“大略古音多敛，今音多侈。”钱大昕则在《潜研堂答问》中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有古侈而今敛者”，“声音或由敛而侈，或由侈而敛，各因一时之语言，而文字从之”。曾运乾却认为，“音有侈、弇，声有鸿、细，皆天地间自然之音，而文字之读法，大率古音侈、今音敛”，“是故古音分部，各有弇、侈”，古音阴声、阳声十九部之条理，由此可寻，“至法言《切韵》分析愈微，每韵各制侈、弇二韵”[17]。因此，段、钱之说，实际上只讲音之侈、弇，未及韵之正、变。曾运乾另由《切韵序》所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提出：“音既有古今南北之殊，法言斟酌损益于其间，则知其音不能无正、变。于是二百六部中，有正韵，有变韵。正韵者，音之合于本音者也。变韵者，音之溷于他音者也。”他举例说:“《东》《冬》《钟》《江》为一类，而《江》必独立一部者，今音实不同于《东》《冬》《钟》也；其不合《唐》《阳》者，古音实不同也。《唐》《阳》《庚》为一类，而《庚》必独立一部者，今音实不同于《唐》《阳》也；其不合于《青》《清》者，古音实不同也。《麻》韵半取于《歌》《戈》，半取于《模》《鱼》；《耕》韵半取于《青》《清》，半取于《蒸》《登》，而不分隶各部者，今音实相溷也。”通过一番考察，他指出一条区分正韵与变韵的规律：“凡正韵之侈音，例用鸿声十九纽，弇音例用细声三十二纽。凡变韵之侈音，喉、牙、唇例用鸿声，舌、齿例用细声，亦共十九纽；弇音，喉、牙、唇例用细声，舌、齿例无字。此又《切韵》全书大例也。”[18]曾运乾发现的《切韵》体例，同样适用于《广韵》，正如郭晋稀所说：“用曾先生的正、变韵例来谱《广韵》，见《广韵补谱》，便可以看出，《广韵》的体例，是与曾先生的说法密合无间的。《广韵》一书声纽的体例，便由曾氏发掘无遗了。”[19]

再次，曾运乾通过考定喻母古读，重新排定古声十九纽，使古纽考订更加完密，也使古今声纽的关系更加明晰。

清儒对古声纽的考订，以钱大昕成就最大，他明确提出“古无轻唇音”说、“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说，为后来者奠下理论基础。晚清时邹汉勋撰《五韵论》，总结古声有二十纽，并提出“泥娘日一声”说。后来章太炎采取邹汉勋之说，作《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为古声母研究开辟了新径。曾运乾考察宋元以来的等韵书，发现等韵家将喻母与影母清浊相配，同为喉音，然而“喉声影母独立，本世界制字审音之通则；喻、于二母（近人分喻母三等为于母），本非影母浊声”，可见合影于喻、清浊相配的做法，“横决踳驳，乱五声之经界”，可是钱大昕、章太炎对此未有察觉，所以他专门对喻母古读进行考辨，列举大量证据，先证喻母三等字古隶牙声匣母，次证喻母四等字古隶舌声定母，再证隋唐时于读牙声、喻读舌声，最后得出结论说：“依上例证，则知于隶牙类，喻隶舌类，影母独立，判然三音。自周秦下逮隋唐，绝不相紊。唐末淄流误制字母，喻、于无分。宋以来等韵家如杨中修、郑樵、张麟之等，不加细察，溷三为二，又溷二为一，以之上谱《切韵》，鉏鋙难安。于是一等之字分居两字，此韵之字儳入彼韵。合所不当合，分所不当分，联胡越为一家，风马牛不相及，殆未足以喻其错乱也。等韵家亦自知所分等第，于隋唐切语不合，乃立门法以济其说，门法愈繁，缴绕愈亟，声音经界之所由愈乱也。”[20]

曾运乾考证喻母古读分隶牙、舌两音，即喻三读匣、喻四读定，“而后古今声类之异同，及其读法，瞭然昭晰，略无疑滞矣”[21]，因此继钱大昕、章太炎之绪，对古声十九纽重新加以排定，并与《切韵》五十一纽相傅合，列出如下之表（括号内皆古本声所无，读同古本声）：

表中古本声者，喉音一、牙声五、舌声五、齿声四、唇声四，共十九纽；括号中读同古本声者，喉音一、牙声六、舌声十二、齿声九、唇声四，共三十二，加上古本声十九，正合《切韵》五十一纽之数。

曾运乾还对古本声与《切韵》、《广韵》今音的异同及其衍变作了分析：“至于古本声之所以不同于今音者，则由古人之音多自然而少矫揉，多完全而少破碎。少矫揉故无舌上轻唇之音，少破碎故无齐齿撮口之呼。质言之，则古音多侈，今音多弇；古声多鸿，今声多细，所谓‘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也。至十九声之孳乳而为五十一声者，影之为影二，见之为见二，溪之为溪二，晓之为晓二，匣之为于，疑之为疑二，精、清、从、心之为精二、清二、从二、心二，来之为来二，皆由鸿声变成细声也。溪之为群，心之为邪，皆清声充满，而成浊声也。端之为知、照，透之为彻、穿，定之为澄、床，泥之为娘、日，帮、滂、並、明之为非、敷、奉、微，皆由鸿声变成细声，而有发展者也。彻、穿复变为审，澄、床复变喻、禅，则复由透类变轹类也。惟照、穿、床、审、禅、日三等与知、彻、澄、娘声实相同，照、穿、床、审二等与精、清、从、心声亦相同，而《切韵》各分为二者，殆即所谓半舌半齿，间于舌齿音之间者也。由是而古今声类之异同，可以瞭然矣。”[22]可见，曾运乾考定喻母古读，学术价值的确非同一般，因此大受同时学者的肯定。例如同样考定古声十九纽的黄侃，与曾运乾面谈后，就兴奋地对人说:“他考定的古声纽中，喻纽四等古归定纽，喻纽三等古归匣纽。这是很正确的，我的十九纽说应当吸收这一点。”[23]钱玄同则把曾运乾同钱大昕、章太炎并论，肯定“三君的考证，都十分精确，应该作为定论”[24]。

2

研究古韵的主要成就

曾运乾不仅研究古声成绩卓绝，对古韵的研究也十分引人瞩目。他在前人考求古韵的基础上，将齐韵分为二部，创立古韵三十部说，使古代音韵学理论体系更趋完整。

对古韵的研究，始于宋代吴棫，但他“求三百篇之本音不得，遂有叶韵之说”，“谓此字古音本与今同，以欲迁就上下用韵之字，因改读其音，以求谐叶。自有此论，于是将古代韵文，任意改读，而谬妄乃不可究诘”[25]，不仅古籍遭殃，大被窜改，更使后人考求古韵深陷误区，困难重重。对古韵的分部，始于宋代郑庠的六部，但过于粗疏，与周秦古音不合。真正对古韵进行认真研究并进行合理分部的学者，首推顾炎武，他将郑庠的六部析分为十部，“所分部居，虽未若后起古韵诸家之精密，而于音理之剖判，实能笼罩诸家，而为之先导”[26]。江永接着对顾炎武的十部细加区划，把他的第四部、第五部、第十部各分为两部，变成十三部。段玉裁又把江永的第二部析作三部，把他的第四部、第十一部各分为两部，创立十七部之说。戴震则承继江永的第四部、第十一部，另对段玉裁的分部加以离合，“合者两部，析者十部”[27]，于是古韵分为二十五部。此后的学者都在段玉裁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提出不同意见，如孔广森、朱骏声各倡十八部之说，江有诰、王念孙各主二十一部，但彼此间有所不同。到了近代，章太炎依据王念孙的分部，兼采孔广森之说，创古韵二十三部之说。以上各家对古韵的研究都是后出转精，每次都能析出新的韵部，但是他们对某些新韵部的处理无法统一，时分时合，议论歧异，个中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古籍叶韵本有出入，另方面是由于他们探索古籍叶韵分部虽然功力宏深，但是对于《广韵》研究还有不够，依违于古籍叶韵与《广韵》分部之间”[28]。

精研《广韵》的曾运乾，深知叶韵之非，转而根据《切韵》的二百六韵，对古韵展开研究。他指出：“《切韵》一书，分韵二百有六，骤视之，觉其韵部繁碎，强生分别。然使明于阴阳轻重之别，审于正变开合之理，则法言之二百六韵，实分为二十八部，其中条理井然，部伍不乱。与古韵相较，惟《齐》部应分为二，《豪》部应有入声专部，不当侧寄于他部也。”[29]因此，他着重对《齐》部、《豪》部作考察，由此对古韵分部提出新的意见。

曾运乾在总结顾炎武以来古韵分部的得失时，提出“古本音《齐》部当分二部”说。他写道：“顾炎武《古音表》分《广韵·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为一部，《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为一部，江永《古韵标准》分《真》《谆》《臻》《文》《殷》《魂》《痕》《先》为一部，《元》《寒》《桓》《删》《山》《仙》为一部，段玉裁《六书音韵表》又析《真》《臻》《先》与《谆》《文》《殷》《魂》《痕》为二。以音审之，顾表之《真》以下十四部为一部，江氏析而二之，段氏析而三之，析之是也。顾氏之《支》以下九部为一，段氏析而三之：《之》《咍》为一部，《支》《佳》为一部，《脂》《微》《齐》《皆》《灰》为一部，析之亦是也。惟《之》《咍》为《蒸》《登》之阴声，《支》《佳》为《青》《清》之阴声，与《真》以下十四部无涉。其相当相对者，惟《脂》《微》《齐》《皆》《灰》及《歌》《戈》《麻》二部，与《真》《臻》《先》《谆》《文》《欣》《魂》《痕》及《元》《寒》《桓》《删》《山》《仙》三部相配。戴氏与段书论之云：‘江先生分《真》已下十四韵为二，今又分《真》以下为三，而《脂》《微》《齐》《皆》《灰》不分为二。’盖讥其阳声三部，而阴声只分二部也。戴氏于是仍并《真》《臻》《先》《谆》《文》《欣》《魂》《痕》为一部，与《脂》《微》《齐》《皆》《灰》相对。孔广森、严可均从之。今案：段氏知《真》以下九部之当分为二，而不悟《脂》《微》《齐》《皆》《灰》之亦当分为二；戴氏不知《脂》《微》《齐》《皆》《灰》之当分为二，乃反疑《真》以下九部之当并合为一，皆非能真知古韵部分者也。考古韵部分，《脂》《微》《齐》《皆》《灰》当分二部，《诗》三百篇虽未分用划然，固已各成条理。《齐》之入为《屑》《质》《栉》，《灰》之入为《没》《术》《迄》《物》《黠》，则固豪不相溷矣。《齐》与《先》对转，故陆韵以《屑》配《先》，《灰》与《痕》《魂》对转，故陆韵以《没》配《痕》，最合音理。”[30]针对黄侃、钱玄同关于《豪》部、《萧》部有入、无入的争论，他指出《萧》《豪》两部皆当有入：“《萧》部以《沃》部为入，固不待言。《豪》部之入，《广韵》虽未特立专部，然如敫、虐、隺、卓、勺、㲋、弱、龠、乐、屵、翟、㲻、莘、雀、爵各声，固皆《豪》部入声字。陆法言求《豪》部对转之阳声不得，遂举《豪》入之侈音配入《东》类，为《江》韵之入声；又举其弇音配入《唐》类，为《阳》韵之入声，不得已而为此侧寄之韵，斯陆氏之疏也。”[31]这样，曾运乾参考顾炎武以来到章太炎、黄侃诸家古韵分部的成绩，从古《齐》韵分部中获得突破，将《切韵》二百六韵“依据古韵，审其音理，与古韵相比附”，归为三十部，其中阴声九部，即《咍》、《齐》、《歌》、《灰》、《齐》半、《模》、《侯》、《萧》、《豪》，入声十一部，即《德》、《锡》（附《青》）、《曷》（附《寒》）、《没》（附《魂》）、《屑》（附《先》）、《铎》（附《唐》）、《屋》（附《东》）、《沃》（附《冬》）、《铎》半（亦附《唐》）、《合》（附《覃》）、《怗》（附《添》），阳声十部，即《登》、《青》、《寒》、《痕》、《先》、《唐》、《东》、《冬》、《覃》、《添》，“各韵有正韵，有变韵；有侈音，有弇音”，“正韵、变韵各有弇侈之殊，侈音、弇音又各有开合之别”[32]。他还依《广韵》二百六部的正变、侈弇、开合、齐撮，与古韵三十部相附合，制成阴声九部表、阳声十部表（入声十一部附）[33]，古韵与《切韵》以下音韵的流变离合，至此可谓穷尽无余。

曾运乾对自己研究古韵的成绩有过这样的总结：“自顾而降，而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张惠言、朱骏声、章炳麟诸家，皆致力于古音之学，踵相考校，递有发明，则即章氏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者。至于依据《切韵》，考求古音，古今对照，适相符合，以知陆氏之音学，通乎今，不硋乎古，实非有清一代考古诸家所能及者，则又余之研究所及，定为部类者也。” [34]这番夫子自道，不仅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前贤研究古韵的成绩，还一语道出他自己取得突破、超轶清儒，在于“依据《切韵》，考求古音，古今对照”，真正揭明周秦古韵与唐宋以下音读的异同及其流变。

三

经学主要成就

曾运乾从小寝馈于经、史、小学，根基深厚，加上好学深思，一生勤奋不辍，“于学无所不窥，上自群经、子、史，旁逮天算、乐律，靡不通晓，非徒以声韵名家也”[35]。以下就其经学三书略作评说，从中可以窥见一斑。

1

《尚书正读》

《尚书正读》6卷，是曾运乾在中山大学讲授《尚书》课程时所编讲义，成稿于1936年，曾寄请杨树达作序，后来又经石印，用作湖南大学的讲义[36]。据说因为顾颉刚推荐，中华书局加以整理，添加句读，1964年正式出版，从此流传于世[37]。

《尚书正读》主要是对今文28篇作笺注、解释，通常先对句中个别疑难字词作训释，对有争议的语句作句读，然后阐释全句或整段经文，或者直接加以翻译，最终目的是帮助读者了解经文大义。例如，《皋陶谟》开篇说：“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曾运乾正读如下：“‘曰若稽古’四字句绝，‘皋陶’下属为句。曰者，《史记》言‘帝舜朝，禹、伯益、皋陶相与语帝前，皋陶述其谋’，是也。……允，信也。迪，蹈也。德者，《管子·心术》篇云：‘德者道之舍。’舍，谓得于心也。弼，辅也。谐，和也。言信由其德，则谟明而弼谐矣。俞，然也。如何，询其详也，《论衡·问孔》篇云‘皋陶陈道帝舜之前，浅略未极。禹问难之，浅言复深，略指复分’，是也。都，於也，叹词。修，治也。永，久也。‘慎厥身’句绝。修思永者，言修身当思其可大可久也。惇，厚也。叙，秩叙也。庶，众。明，贤明也。励，勉。翼，辅也。言先修其身，次叙九族，又次以众贤明作辅翼，则可大可久之业也。刘逢禄云：‘《礼·大学》修齐治平，《中庸》九经之义，本诸《帝典》，此四语亦总摄之。’按：皋陶陈谟，前二语道其略，后四语道其详，其旨一也。”[38]曾运乾的这一番解说，有两处是对历来歧异的句读作说明，主要工作是对“允”、“迪”、“德”、“弼”、“如何”、“修思永”等重要字句各作训诂、解释，各依语境说明其意义或用法，再将“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稍加说解，将“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串在一起作浅白的翻译，最后总括全段，指出“皋陶陈谟，前二语道其略，后四语道其详，其旨一也”，揭示出皋陶前后两语的异同。全书的情形基本如此。

曾运乾在疏解文句大意外，还喜欢对《尚书》各篇从整体上区划章节，并将各节经义用简明的文字加以概括，使整篇经文层次分明，经义连贯。例如，对于篇幅甚长的《尧典》，曾运乾总共作了十次小结：从“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至“黎民于变时雍”，他下按语说“以上浑言尧之德化”[39]；从“乃命羲和”至“允釐百工，庶绩咸熙”，他说“以上治历明时”[40]；从“帝曰畴咨若时登庸”至“九载绩用弗成”，他说“以上三询不得贤，为下文禅舜作张本”[41]；从“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至“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他说“以上言历试诸艰”[42]；从“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至“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他说“以上舜受尧禅”[43]；从“在璿玑玉衡”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他说“以上记舜摄政之大事”[44]；在“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段下，他说“此节结束上半篇，皆尧时事”[45]；在“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段下，他说“此节总挈下半篇，皆舜时事”[46]；从“咨十有二牧”至“分北三苗”，他说“以上记舜命九官十二牧，无为之政，用人而已”[47]；最后一段，他说“以上综计一生”[48]。曾运乾先把《尧典》划分为先说尧事、后说舜事的上、下篇，再在上、下篇内各自分节，各作小结，使全篇文意显白，条理井然。根据他的分节与小结，回顾全文，发现脉络清晰，结构紧凑，自始至终豁然贯通，浑然一体，所谓“二典通为一篇，宛如后世史家合传体”[49]，而晚出的《古文尚书孔传》将《尧典》一分为二，别出“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确是任意割裂经文，实际上并未读懂全篇。

曾运乾解读《尚书》的最大特色，是娴于语法，善审词气，往往抓住某些关键词句，分析文势，审察文理，推究文脉，窥测文情，从而凿幽抉明，昭揭底蕴，尽发前人之覆。例如，《尧典》中有一句“我其试哉”，前人多争论此句是尧语抑或四岳语，曾运乾却别作发明：“今按：‘试’即序文‘历试诸艰’之‘试’。‘釐降二女’，试以内治也。‘慎徽五典’至‘纳于大麓’，乃试以为臣之事也。此‘试’字直贯至‘烈风雷雨弗迷’，据此知截‘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者非也。”[50]他接着又在“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一节下说：“以上言历试诸艰。晚出孔《传》分‘帝曰钦哉’以上为《尧典》，‘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姚方兴又增‘曰若稽古’等二十八字，均不知此文承上‘试’字来。”[51]他紧抓一个“试”字，体味文气，分析文理，不费吹灰之力，就揭示出前儒妄分《尧典》的荒谬陋妄，真可谓目光如炬。又如《康诰》“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历来注家都忽略了“又曰”两字[52]，曾运乾却细心体味出其中的意蕴，特意解释说：“又曰，书简之记识，本作‘非非汝汝封封’，如《石鼓文》‘君子员员，邋邋员斿’之比。史臣读之，作‘非汝封又曰’，实当两读‘非汝封’。因周公诰康叔时，重言‘非汝封’三字以提警之，郑重之意，形诸言表。又周公各诰多重言，如《洛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无逸》‘生则逸，生则逸’，皆一语已足，必重言者，亦郑重之意也。本文‘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必重言‘非汝封劓刵人，无或劓刵人’者，文势、文情，亦兼著焉。”[53]他从“又曰”两字中，发现周公诰命多重言的特点，揭明周公以重言表示郑重的用意，指出《尚书》兼著文势、文情的妙处，真让人佩服他的敏锐。再如，《洛诰》周公诰命第一句“朕复子明辟”，曾运乾解读说：“复，归也。子，子成王也。辟，君也。复子明辟者，犹言归政于尔也。此语为全篇大纲领，与后文‘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相应。篇首至‘永观朕子怀德’，皆载周公、成王关于复辟使命往来及面相酬答之辞，皆记言也。自‘戊辰，王在新邑’至末，皆载成王至洛、亲莅祭享及命周公后之礼，皆记事也。周公摄政，七年而反，见于周、秦、汉人之记载，如《逸周书》、《礼·明堂位》、《尸子》、《荀子》、《韩非子》及《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说苑》等，不一而足。即依本经论，如云‘其基作民明辟’，基者，始也、谋也，如成王夙已亲政，何言‘始谋作民明辟’乎？又云‘乃为孺子颁，朕不暇听’，颁者，赋事也，若成王夙已亲政，何言‘惟孺子颁，朕不暇听’乎？又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若本为明辟，何至是始言‘即辟于周’乎？又云‘乱为四方新辟’，若成王夙已即位，则当云‘乱为四方旧辟’矣，何言‘新辟’乎？以此决‘复子明辟’为周公归政成王也。”[54]前人将“复子明辟”的“复”字，或解为复政，或解为复命，成为争论周公是否践祚称王的焦点，曾运乾跳出本句，转从全篇入手解读此句，视之为《洛诰》“全篇大纲领”，并从篇中寻出互相呼应的语句，细味其中的语气，说明周公此处确是公开昭告归政成王，在《逸周书》、《礼·明堂位》等文献之外，以本经自相证验，辨明周公摄政称王的事实，堪称举重若轻的神来之解。

《尚书》文句诘诎，字词艰涩，虽经汉、唐、宋、清无数名家注释，仍然苦其难读，“《尚书》一经，以诘诎謷牙为病者二千年矣”[55]。曾运乾吸取汉儒明通训诂、宋儒善审词气的优点，利用自己精究音韵的长处，综合运用音韵、训诂、语法、修辞等知识，以简短的篇幅，将今文28篇解说得文从字顺，明白如话，一举破解千古难题，在《尚书》学史上留下惊人的业绩。杨树达曾非常形象地说，读江声、王鸣盛、孙星衍诸家《尚书》著述，“往往读一篇竟，有如闻异邦人语，但见其唇动，闻其声响，不知其意旨终何在也”，而曾运乾作《尚书正读》，“于训诂、辞气二者，既极其精能矣，而又能以此通解全书，直不欲令其有一言之隔，读者依其训释以读经文，有如吾人读汉、唐人之诏令奏议”[56]，可谓鲜明的对比。在给曾运乾作传时，杨树达又评价说：“由君《正读》以读《尚书》，有如读唐、宋人之诏令奏议，清代三百年所未有也。”[57]

2

《毛诗说》

《毛诗说》是曾运乾去世后，由受业弟子将他有关《诗经》的讲稿、批记和学生的笔记汇抄而成，后来由周秉钧整理出版，虽不是一本完整的著作，从中也可窥见他研究《诗经》的成绩。《毛诗说》内容包括对《诗经》基本问题的论说和对《风》、《雅》、《颂》各类诗篇的解读、重要诗句的训释，以解说诗意、讲明训诂为主。《诗经》研究成果众多，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有汉代毛公《传》与郑玄《笺》，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宋代朱熹《诗集传》，清代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曾运乾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前人训解《诗经》的成果作了继承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采撷。无论是诗篇的理解还是诗句的训释，曾运乾都注意吸取前人的意见，征引所及，既有《诗序》、毛《传》、郑《笺》、孔《疏》中的成说，也有朱熹、胡承珙、马瑞辰、陈奂、戴震、王念孙、王引之、魏源、王先谦诸先儒及同时学者如杨树达等人的新见，其中撷取朱熹、胡承珙、马瑞辰、王先谦四家之说尤多。因此，《毛诗说》将历代解《诗》的精华汇集在一起，提供了十分丰富的信息，是一部简明扼要的《诗经》读本，正如周秉钧所说：“经过先生的筛选，这些材料可以说都是精华，这对后学来说，无疑是很宝贵的。”[58]

其二，疏证。对于前人尤其汉唐学者训解《诗经》的正确意见，曾运乾从音韵、训诂、文献等角度作了很多疏通证明的工作，进一步阐明前贤解《诗》的依据或来源。例如，孔《疏》在解“诗”之名义时，引《礼记·内则》郑注“诗之言承也”，认为“诗”可训“承”，曾运乾对此训释作说明：“‘诗’属审母，古音在咍部；‘承’属禅母，古音在登部。审、禅音近，咍、登阴阳对转，故‘诗’得训为‘承’也。今按：凡为诗者，必先有所感触，《乐记》所谓‘凡音之动，由人心生’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孔氏《正义序》云：‘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据此，则‘诗’之训‘承’，承受外来之观感乃为诗也。”[59]他先根据音韵学原理说明“诗”可训“承”，再引《乐记》等说法表明“诗之训承”的意蕴所在，从音、义两个层面作了十分清楚的解释。又如，《秦风·权舆》“夏屋渠渠”，毛《传》训“夏”为“大”，未解“屋”字，王肃述毛径称“大屋”，指屋宅言，孔《疏》斥其非，郑《笺》“屋，具也”，孔《疏》以为是出自《尔雅》的正训，马瑞辰征引《周礼》、《仪礼》和《史记》等记载作了论证，曾运乾又从声韵学的角度加以疏证：“‘屋’得释为‘具’者，‘屋’为讴摄入声字，‘具’为讴摄，音本相近。‘屋’在影母，‘具’在见母，声亦非远。”[60]再如，《召南·行露》“谓行多露”中的“谓”字，郑玄如字读，马瑞辰不以为然，根据《诗经》句法，指出“凡《诗》上言‘岂不’、‘岂敢’者，下句多言‘畏’”，又引《释名》、《说文》之训及《左传》杜注，提出“谓，疑‘畏’之假借”，虽依据充分，仍作犹疑之说，曾运乾则根据声近假借的原理，作了补充论证：“谓，于贵切。畏，于谓切。声近假借。”[61]

其三，纠改。凡遇前人解《诗》失其本意，或训诂不能安妥，曾运乾大多依据《诗》义重加阐释，对关键字句另作训解，对前人阙失进行纠谬正讹。例如，朱熹针对《诗序》“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云云，批评说:“《诗》之作，或出于公卿大夫，或出于匹夫匹妇，盖非一人，而《序》以为专出于国史，则误矣。”其实，孔《疏》早对“国史”二字详作解说，指出“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谓之为史，不必要作史官”，曾运乾针对朱子这一疏失，强调说：“国史为国中之晓书史者，不必为国家史官也。”[62]又如，《召南·草虫序》说“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诗中首句又说“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毛《传》解为“卿大夫之妻，待礼而行，随从君子”，郑《笺》也说“草虫鸣，阜螽跃而从之，异种同类，犹男女嘉时以礼相求呼”，都认为诗篇是写大夫之妻于归之事，誉其谨守礼节，如孔《疏》所释“经言在室则夫唱乃随，既嫁则忧不当其礼，皆是以礼自防之事”，曾运乾不认同这些说法，提出一种新的解读：“按:生物之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草虫鸣，阜螽跃而从之。虽同类而异种，谅为草虫所不受。喻男女结婚而后，非其配偶，则虽有诱惑，亦不之从。古诗所谓‘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也。是之谓‘能以礼自防’。……毛、郑均未能得其解。”[63]毛、郑等读《序》“大夫妻”为大夫之妻，曾运乾则读“大”如《公羊》“君子大居正”之“大”，认为《草虫》借虫类来兴喻人类，主张已婚男女应当遵礼守身，自觉抵制诱惑，不滥交媾，这种针对社会大众的教化，较之毛、郑仅就卿大夫之妻而立说，显然有所超越。至于不以《诗序》为然的朱熹称诗中“未见以礼自防之意”，主张以民间歌谣解《诗》的近人宣称此诗是写男女野合，与曾运乾的解读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再如，《行露》“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郑玄以“家”为“室家”，解此句为“今强暴之男召我而狱，不以室家之道于我，乃以侵陵”，曾运乾认为郑《笺》不妥，另作新解：“家，谓家资也。《礼·檀弓》‘君子不家于丧’，即‘不资于丧’也。《书·吕刑》‘毋或私家于狱之两辞’，即‘毋或私资于狱之两辞’也。《庄子·列御寇》‘单千金之家’，即‘单千金之资’也。郑《笺》谓‘似有室家之道于我’，义太迂曲。古制，狱讼必先纳货贿于官，见之于《周礼》可证。”[64]《行露序》明言“召伯听讼”，曾运乾从古代狱讼制度索解，对“家”字作了正确的训解。

曾运乾还对《诗经》作了不少全新的解说与训释，使《毛诗说》成为一部胜义纷披、质量上乘的学术著作。例如，《邶风·日月》“逝不古处”，毛《传》“逝，逮”，郑《笺》解为“及”，视作实义词，朱熹认为是发语词，马瑞辰从之，并作补证，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九也有专条论及，纠毛、郑之失，曾运乾则另作新训：“按：‘逝’为‘誓’之假借。《说文》：‘逝，往也。一读若誓。’此以读若明假借之例。《魏风·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韩诗》正作‘誓’。本文‘逝不古处’，言誓不以故旧之情相处也。”[65]又《硕鼠》“逝将去女”，郑《笺》“逝，往”，曾运乾再次提出：“‘逝’为‘誓’之同声假借字，或解作助词者，非。《说文》：‘逝，读若誓。’以读若明假借也。《小雅·杕杜》‘期逝不至，而多为恤’，《易林·益之鼎》作‘期誓不至，室人衔恤’，言家书之到，约期设誓，以为必至而竟不至，使我每为优也。此‘誓’、‘逝’通作之证。”[66]曾运乾以同声假借训“逝”为“誓”，并有《韩诗》、《易林》异文为佐证，言之成理，足备一说。曾运乾对《诗经》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解说，最能代表他解诗的新颖与独特：“《淮南子·泰族训》：‘《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谓其雌雄之不乖居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不乖居，言不乱耦也。或改乖为乘，以合《列女传》，非。’《正义》：‘夫妇有别，则性纯子孝，孝则忠。’今案：孔颖达‘性纯子孝’之说，原于郑康成。郑君于《礼·郊特牲》‘男女有别而父子亲’，释之云：‘言人伦有别而气性醇也。’又于《礼·昏义》‘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释之曰：‘言子受气性纯则孝，孝则忠也。’盖男女无别则乱升，而淫僻之狱以起；男女无别则受气性杂，而媢妒之气不仁。近诒侪辈争色之忧，远诒种族窳劣之败。故古语谓‘夫妇有别而后父子有亲’者，非谓嫁娶定民始知母知父也，直谓嫁娶定而后人道立、种性良也。胎教之理，优生之学，人道之始，忠孝之基，非毛、郑，其谁知此乎?”[67]自从毛《传》提出“鸟挚而有别”之说，据以发明“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之义，历代儒者无不从维护纲常伦理的角度论说《关雎》的教化意义，曾运乾却独辟蹊径，从建立人道的伦理视角和优生优育的科学视角抉发诗意，其新颖别致令人叹服。

3

《春秋三传通论》

湖南省图书馆藏有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石印本一册，书根作《三传通论》，正文首行题“《春秋三传通论》一”，末行题“《春秋三传》终”，版心则作《春秋三传讲义（国三）》，可知是供国文系三年级学生使用的《春秋》课程讲义。书前无目次，书中共论及十个问题：一、《春秋》起源；二、《春秋》名义；三、孔子笔削；四、《春秋》大义；五、《春秋左氏传》；六、古文经传；七、《左氏》传授；八、《左氏》立学；九、今古文争讼；十、诸家注疏。其中一至四讲述《春秋》的基本问题，五至九专述《左传》的历史，最后列举历代研究《左传》的著述。曾运乾讲前九个问题，都是先抄录各经书、史籍和汉魏以来直到清末民初的学者有关该问题的论说，再下案语，总结或申述前人之说，发表一己之论。例如，在“三、孔子笔削”之下，曾运乾相继摘抄了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世家》《儒林传》、曹植《与杨德祖书》、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陆德明《经典释文》、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序》、郑樵《六经奥论》、陆淳《春秋纂例》、章太炎《原经》有关孔子修《春秋》的论述，然后说：“案：孔子之修《春秋》也，有三重焉：一曰据百国宝书以稽史实也，二曰据鲁史以明内外也，三曰谨笔削以制义法也。” [68]这一总结，实是对司马迁以来各家论说的兼综并取。曾运乾接着对这三点略作申论，认为孔子修订《春秋》既重史实，又明义例，通过“笔则笔，削则削”的去取，“随文发例，不主故常”，在记史与立法之间保持平衡，由此批评历代学者不明孔子修《春秋》的实质：“如杜预之说，谓《春秋》专承鲁史，史承赴告，告则书，不告则否，如是则夫子专写鲁史，不得名修《春秋》，诚有如唐陆淳所讥也，是未知孔子之书实兼据百国宝书也。如《公羊》家之说，‘《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新周故宋’，又云‘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是未知《春秋》之据鲁所以为主客内外之辞，而非素王九主之道也。又如近世之《左传》家之说，谓《春秋》依据旧史，专为记录，记录而外，则无义例，如是则《春秋》为断烂朝报，上不逮司马光之《通鉴目录》，下犹不逮齐召南之《帝王年表》，岂所拟于禹抑鸿水、周公兼夷狄者哉，是未知孔子笔削之旨也。”最后，曾运乾对司马迁之说特加表彰，阐明孔子修订《春秋》的实质：“古今来善史者惟太史公，善言《春秋》者亦惟太史公。太史公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曰‘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而次《春秋》’，言其据群书以详史实也。曰‘兴于鲁而次《春秋》’，曰‘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言其据鲁史以明内外也。曰‘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洽’，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又曰‘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曰‘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言其谨笔削而制义法也。推此三者以言《春秋》，庶不至为各家家法所窘而迷于大中至正之途也。”[69]这部讲义的体例，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做法，既给学生提供了大量原始材料，又让学生对辨析诸家、折衷于是的学术探究有亲切体会。

在讲义中，曾运乾以《左传》为中心，对《春秋》学史作了一次简明的描述，并对其中一些重大问题加以评议。《春秋》学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是《公羊》、《左传》之争，这场学术与政治相纠缠的争论，兴起于西汉末年，延续到东汉末年，魏晋时期仍有回响，及至晚清又再次兴起，直到民国年间仍未停息。曾运乾对此作了大量论述。他先在“五、《春秋左氏传》”中稍作回顾：“案：《春秋》家《左氏》、《公羊》之争，自汉迄今，纷如聚讼。主《左氏》者，谓《左氏传》之与经相表里；主《公羊》者，则谓《左氏》不传《春秋》。主《左氏》者，谓左丘明亲见孔子，好恶与圣人同；主《公羊》者，则谓左氏为六国时人，甚有谓左氏为楚史倚相之后，以官为氏，而非鲁太史者。众口纷纶，迄无定论。”[70]他依据传记，综采诸家，就汉、魏以来历代学者尤其今文学家怀疑、诋斥《左传》的各种意见作了考论，认定“丘明身为鲁史，躬览载籍，又获与孔子偕观周史，探索宝书，成《春秋》之大传，为孔门之功臣，纲举目张，相为表里”[71]。在接下来的六、七、八中，曾运乾的讲述都是在今、古文之争的背景下进行，“九、今古文争讼”更对以《公羊》、《左传》为主线的今、古文之争作专门讨论。他搜集了西汉末年刘歆争立古文经博士以来直到章太炎批驳刘逢禄的所有材料，对这场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作了全面检视和简要评判，指出：“今、古文之争讼，以《左氏》、《公羊》为最早，又以《左氏》、《公羊》为最烈。今文家之攻《左氏》也，曰《左氏》不传《春秋》也，曰《左氏》不祖孔子也，师弟相传无其人也，甚其辞者则曰刘歆割《国语》为之也。古文家之攻《公羊》也，曰信口说而背传记也，曰是末师而非往古也，曰传闻之不如亲见之也，甚其辞者则曰《公羊》剽窃《左氏》而失其真也。不仅互争义例之短长，甚且辨及师授之真伪；不仅辨及师授之真伪，甚且疑及本经之有无。自汉迄今，垂二千年，上自范升、陈元之争论，下逮长素、太炎之激战，纷纭眬聒，至今未已。夫偏激之谈，或至失中，一指蔽前，泰山不见。平心而论，《左氏》、《公羊》有义例长短可言，而师法真伪、本经有无，则证据犁然，事至彰灼，固无庸议及也。”[72]

从这本讲义看，曾运乾不仅叙述《春秋》学史是以《左传》为主线，对今、古文之争中某些具体问题的考定也明显是为《左传》作辩护，特别是主张先事后义，“学《春秋》者，先从事《左传》以考其事实，次及《公羊》、《穀梁》以求其义例，则亦本末先后之序也欤”[73]，更显现出偏爱《左传》的立场。不过，曾运乾虽宗主《左传》，却未完全退回到古文家的立场。他明确指出《春秋》三传各有长短，汉儒各以一传名家，同时又兼采二传，因此主张研治《春秋》“贵师法，尤贵通学”，并建议说：“三传同于解经，而义例互有出入。学者先治一传，即笃信一传，属辞比事，以观其例，推见至隐，以求其义。自一传至他传，皆然。三传既明，然后以一传为主，兼采他传，以弥缝其隙。总以通经为主，不以党同为尚。”[74]他赞同由传通经，反对死守家法，值得肯定。

四

结语

曾运乾一生献身于学术，“上自诸经、子、史，下至小学、训诂、天文、星象、乐律，无不通晓，而尤邃于声韵”[75]。他提出“《广韵》五十一纽”说、“古韵分三十部”说和“喻三归匣，喻四归定”说，对中国古代音韵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又充分发挥精通文字、音韵、训诂的长处，在《尚书》、《诗经》、《三礼》研究中取得骄人的成绩。与他往返论学、相知最深的杨树达，多次在日记中记述其学术见解，大加称赞。曾运乾病逝后，杨树达更对他的治学成就作出高度评价：“其治学也，学以济其思，思以助其学，谨而不拘，达而有节，故其说经不泥守家法，平视汉、宋，惟以声音、训诂、辞气推求古人立言真意之所在，其精谨绵密，实事求是，并时承学之士无与抗手。以湘学论，近数百年来一人而已。”[76]

曾运乾在湘学史上的地位，尤其值得大书特书。他继邹汉勋之后，在声韵学研究中取得更大成绩，“视章、黄所考，无不及也”[77]，在湖南历史上是空前的音韵学家，一改湖南学者不通音韵、小学的旧局。对此，杨树达在他去世之际就说：“湘士在有清一代大抵治宋儒之学，自唐陶山（仲冕）承其家学（父奂，曾有辨伪古文著述），余存吾（廷灿）游宦京师，两君颇与戴东原之学接触；陶山之子镜海（鉴）仍折归宋学。乾嘉之际，汉学之盛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道光间，邵阳魏氏治今文学，承其流者有湘潭、长沙二王氏，善化皮氏，皮氏尤为卓绝；然今文学家，不曾由小学入。故湘中学者承东汉许、郑之绪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进而治经者，数百年来星笠一人而已。”[78]这一评价，虽然严格说来不能算作盖棺定论，但曾运乾在湘学史上的标志性意义，却是完全可以借此加以肯定的。

曾运乾“治学精审，不苟为一言半语”[79]，生前没有出版任何著作，但他每次讲授专门课程，必定精心编撰讲义。这些讲义将各种散见的旧材料与他的新见解熔铸在一起，实是质量上乘的学术著作，如《音韵学讲义》、《尚书正读》，一经整理出版，即成学术经典。所幸今天仍有《三礼通论》、《春秋公羊传讲义》、《尔雅义证》、《文字学讲义》、《目录学讲义》、《史记概要》、《庄子札记》等讲义、手稿存留在世，只是分散、秘藏于各地图书馆，亟待整理以广流传。作为现代湘学史上一代大师，曾运乾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成就，仍有待于后人大力发掘与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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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杨树达《送星笠归里次邱有吾韵》，《积微居诗钞》，第49页。按，原书“师伏”误作“师伐”，据皮锡瑞尊称“师伏先生”改；“古调”误作“古洞”，据《积微翁回忆录》改。

[2] 杨树达《曾星笠传》，《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七，第309页。

[3] 杨树达《曾星笠传》，《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七，第309页。

[4] 陈天倪《曾运乾传》，《尊闻室賸稿》下册，第971页。

[5] 曾运乾《声学五书叙》，《音韵学讲义》附录，第575—576页。

[6]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14页。

[7] 杨树达《曾星笠传》，《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七，第309页。

[8] 杨树达《曾星笠传》，《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七，第309页。

[9] 这部充满学术创见的讲义，直到1963年才由曾运乾高足弟子郭晋稀整理，择取最有价值的第三、四、五编，附以《读敖士英关于研究古音的一个商榷》、《声学五书叙》，取名《音韵学讲义》，但中华书局迟至1996年才公开出版。近些年由夏剑钦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声韵学》，前三编依据国立湖南大学铅印本，后两编采取郭晋稀整理本，恢复曾运乾讲义原貌。

[10]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132页。

[11]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155页。

[12] 陈鼎忠《曾运乾传》，《尊闻室賸稿》下册，第972页。

[13] 曾运乾《声韵学》，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14] 郭晋稀《音韵学讲义前言》，《音韵学讲义》，中华书局，1996年，第1页。

[15] 曾运乾《声韵学》，第169—170页。

[16] 陈天倪《曾运乾传》，《尊闻室賸稿》下册，第972页。

[17] 曾运乾《声韵学》，第213—214页。

[18] 曾运乾《声韵学》，第212—213页。

[19] 郭晋稀《音韵学讲义前言》，第2—3页。

[20] 曾运乾《声韵学》，第188—207页。

[21] 曾运乾《声韵学》，第275页。

[22] 曾运乾《声韵学》，第292—293页。

[23] 陆宗达《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2006年，第111页。

[24] 钱玄同《古音无“邪”纽证》，《钱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7—58页。

[25] 曾运乾《声韵学》，第293页。

[26] 曾运乾《声韵学》，第301页。

[27] 曾运乾《声韵学》，第309页。

[28] 郭晋稀《音韵学讲义前言》，《音韵学讲义》，第5页。

[29] 曾运乾《声韵学》，第327页。

[30] 曾运乾《声韵学》，第216—217页。

[31] 曾运乾《声韵学》，第222—223页。

[32] 曾运乾《声韵学》，第328页。

[33] 曾运乾《声韵学》，第224—226页。

[34] 曾运乾《声韵学》，第298—299页。

[35] 张舜徽《忆往编·湘贤亲炙录》，《旧学辑存》下册，第1152页。

[36] 今湖南省图书馆藏有《尚书正读》稿本3册及湖南大学石印本2册。

[37] 《尚书正读》现有黄曙辉标点整理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8]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中华书局，1964年，第31页。

[39]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4页。

[40]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13页。

[41]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15页。

[42]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17页。

[43]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18页。

[44]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22页。

[45]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22页。

[46]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23页。

[47]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28页。

[48]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29页。

[49]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2页。

[50]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16页。

[51]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17页。

[52] 孔颖达《尚书正义》注意到这两字，解释说：“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岂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刵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但这一解说难惬人意。

[53]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四，第163—164页。

[54]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五，第200页。

[55] 杨树达《曾星笠〈尚书正读〉序》，《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55年，第256页。

[56] 杨树达《曾星笠〈尚书正读〉序》，《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第256—257页。

[57] 杨树达《曾星笠传》，《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七，第310页。

[58] 曾运乾著、周秉钧整理《毛诗说》，岳麓书社，1990年，“前言”第2页。

[59] 曾运乾《毛诗说》，第1页。

[60] 曾运乾《毛诗说》，第93页。

[61] 曾运乾《毛诗说》，第25页。

[62] 曾运乾《毛诗说》，第6页。

[63] 曾运乾《毛诗说》，第22页。

[64] 曾运乾《毛诗说》，第25页。

[65] 曾运乾《毛诗说》，第36页。

[66] 曾运乾《毛诗说》，第85页。

[67] 曾运乾《毛诗说》，第9页。

[68] 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第9页。

[69] 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第9—10页。

[70] 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第35页。

[71] 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第47页。

[72] 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第81页。

[73] 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第82页。

[74] 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第82页。

[75] 杨树达《曾星笠传》，《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七，第310页。

[76] 杨树达《曾星笠传》，《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七，第311页。按，“数百年”原误作“数十年”，据《积微翁回忆录》改。

[77] 陈天倪《曾运乾传》，《尊闻室賸稿》下册，第972页。

[78]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155—156页。

[79] 杨树达《曾星笠传》，《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七，第310页。

书籍信息

书影

《近代湘学考述》

吴仰湘 著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5889-2

68.00元

内容简介

“湖南学术，盛于近世”，本书梳理了近代以来，湖南经学、诸子学、语言文字学和版本目录学的发展源流、盛衰起伏。并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分别对近代湘学的史事、著述或成就等，进行了深入具体的考辨、评述和抉发，涉及南学会以及曾国藩、王闿运、皮锡瑞、符定一、曾运乾、马宗霍等诸多名家。

作者简介

吴仰湘，湖南溆浦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曾执教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经学史、中国近代学术与思想史、湖湘文化史。著有《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皮锡瑞的经学成就与经学思想》《中国近代国防理论的奠基：蒋百里思想研究》《近代湘学考述》，整理出版《皮锡瑞全集》《翼教丛编  觉迷要录》《春秋经解》《英轺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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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 彤

审核：唐 诗

来源：公众号“章黄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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